相较于其他同样从未掌权的人，罗伯特·卡罗(Robert Caro)或许最了解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他本人从未竞选任何公职，即使参与也很可能落败。他性格害羞、言语轻柔，遵守老派礼仪，说话带有老派纽约腔（他将“time”发音成“toime”，“fine”发音为“foine”），他爱难为情，谈及自身的时候目光有点儿游移。权力的概念，或者是当权者的概念，吸引他的程度与使其厌恶的程度不相上下。然而，卡罗还是花费了几乎整个的成年时期来研究权力，以及权力的用场。他一开始的研究对象是地产商和城市规划大师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然后是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后者的传记他已经写了近四十年。卡罗能够精确地描述，摩西如何不顾一切，强行让跨布朗克斯高速公路(Cross Bronx Expressway)穿越一个中产阶级社区，使得数千家庭流离失所。他也能够精确地描述，林登·约翰逊如何通过87张伪造的选票，在1948年的得克萨斯州州参议员选举中篡取胜利。这些故事仍使他义愤填膺，但也让他感到某种惊奇。愤怒和惊奇的双重情感，支撑着他从事一份狄更斯式的孤独职业，焚膏继晷、鲜有停歇。

 卡罗是最后一个十九世纪风格的传记作家，他认为伟大人物和当权人物的传记，不能用薄薄一册来打发，甚至一册大部头也不行，得填满整个书架。他每天穿西装打领带，去哥伦布圆形广场旁边一幢不起眼办公楼的22层办公室报到，与律师和投资公司为邻。他的办公室看起来像是属于一位注册会计师，还使用账簿和手摇计算器的那种。办公室内摆放着一张旧木桌，几个木质档案柜和一张栗色皮沙发，从来都没人坐在那上面。就在这间办公室里，卡罗用老派的方式写作：手写到标准文件夹白纸上。

 卡罗从1976年开始创作多卷本传记《林登·约翰逊时代》(The Years of Lyndon Johnson)，传主曾任美国第36届总统。在那之前不久，他刚写完摩西的传记《权力掮客》(The Power Broker)，这本规模宏大的传记赢得了普利策奖。卡罗当时认为，他可以用大约六年的时间，用三卷本写完约翰逊的一生。下个月（译者注，2012年5月），该书的第四卷《权力通道》(The Passage of Power)，将在第三卷《议院大师》(Master of the Senate)出版十年之后面世，第二卷《升迁之道》(Means of Ascent)则在第三卷的十二年前出版，第一卷《权力起始》(The Path to Power)又比第二卷早了八年。它们的容量也绝不普通。《升迁之道》大约500页厚，是其中相对较薄的一本。《权力起始》几近900页；《议院大师》接近1200页，几乎是前两卷长度之和。如果你像我不久之前一样，傻兮兮地试图几周之内读完或重读全部四卷，你就会发现自己不忍释卷，同时又担心眼珠子看得掉出来。

最新的这一卷厚达736页，仅涵盖了约摸六年的时间跨度。《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最近刊登了其中的节选。本书始于1958年，彼时，以果敢和实干闻名的约翰逊，在决定是否要参与1960年总统选举时踯躅不前。书中接着描述了，在当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首轮投票中，约翰逊如何输给了肯尼迪，随后的副总统生涯悲惨而羞辱。本书最后把几乎一半的篇幅贡献给一个47天的历史时段，始于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卡罗对刺杀事件的叙述，是从约翰逊的角度来写的，堪称史上最扣人心弦），终于次年1月的国情咨文演讲。在这47天里，约翰逊牢牢抓住了权力的缰绳，并以惊人的速度将“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大部分立法付诸行动。

换种说法，卡罗放慢节奏，花费比约翰逊生活的岁月更长的时间，来书写同时段的历史，而且他离结束还相差甚远。未来我们还将读到1964年的总统大选、博比·贝克(Bobby Baker)和沃尔特·詹金斯(Walter Jenkins)的丑闻、越南战争，以及约翰逊不谋求连任的决定。我们中间大多数人记忆中的约翰逊（以及许多人曾经的抗议对象）——固执己见、愁眉不展，有着大下巴、下垂的招风耳和胆囊手术留下的疤痕——刚刚才开始显现。

约翰逊一直预测自己活不长，最终卒于64岁。卡罗已经76岁了，2004年一次可怕的胰腺炎发作之后，一直健康状况良好。他说，《权力通道》之所以写了这么久，是因为他同时在为后来发生的事做研究，这样他就能在合理的时间范围之内，只用一卷的篇幅，将整个系列结束。上回他写完《议院大师》后也是这么说的。（他还曾经认为自己可以用大约九个月的时间写完《权力掮客》，结果花费了七年时间，其间他和妻子艾娜(Ina)破了产。）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曾任克诺夫(Knopf)出版社的主编，当时与卡罗签约出版《林登·约翰逊时代》。正式离开该出版社后，他仍然继续编辑卡罗所有的著作（担任《纽约客》主编时，他也曾摘录刊登了该书的第二卷）。不久之前，他说他曾经告诉卡罗：“我们来掐算一下吧。我现在80岁，你也75岁了。计算之后的几率是，不管你再花多少年把书写完，我都将不在人世了。”戈特利布补充道，“实情是，鲍勃（译者注，Bob是Robert的昵称）并不需要我，但他自己认为需要。”

常年研究约翰逊，罗伯特·卡罗便对他越来越了解，也越来越理解，甚至超过了约翰逊对自己的了解和理解程度。他深知约翰逊的好坏两面：他如何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如何用两面派的方法分别唬住南北方的参议员，让一个粉碎了1875年以来所有民权提案的国会通过了《1957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57); 他如何捏造自己的参战记录，仅凭一次飞行就赢得了一枚勋章；作为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的副总统，他的鹰派立场如何将肯尼迪总统和总统的弟弟罗伯特吓得六神无主。卡罗已熟知约翰逊的狂暴、他的无情、他的谎言、他的贿赂、他的不安全感、他的蜜语哄骗、他的屈膝讨好、他的危言恫吓、他的溜须拍马、他的魅力、他的友善、他的同情倾向、他的朋友、他的敌人、他的女友、他的杂役和赃款中间人、他的餐桌礼仪、他的饮酒习惯，甚至是他为自己私处所起的绰号：不是小弟弟(译者注，Johnson在美国俚语里有男性生殖器的意思)，而是老大哥(Jumbo)。

古怪的编辑和作家关系

这样的知识储备来之不易、代价不菲。卡罗书写约翰逊的时间十分漫长，他的经纪人林恩·内斯比特(Lynn Nesbit)都不记得重新谈过多少次他的合同了。他的出版社已经换过两任主编，没人再为他的交稿期限担什么心。该面世的时候，书自然就会写好。“我可不是他们的救济对象，”上个月（译者注，2012年3月），我谈到多年来克诺夫出版社和卡罗绑在了一起时，他强调这一点。确实，约翰逊的传记受到评论界的热烈追捧（《权力起始》和《升迁之道》都赢得了美国全国书评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议院大师》赢得了普利策奖和美国全国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本本都是畅销书。但是，卷与卷之间的时间间隔太过漫长，卡罗并没有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这也是事实。“这些书盈利吗？”上个月（译者注，2012年3月），克诺夫出版社的现任老板桑尼·梅塔(Sonny Mehta)这样问道。 1987年戈特利布离开公司之后，他满腔热情地接手了约翰逊传记项目。他停顿了一会儿，最后这样回答，“它们会盈利的，因为它们无与伦比。”

戈特利布的回答更有哲学意味。“假如45年之后，某种会计方法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亏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说。“想想他给我们留下的东西、给历史增加的注脚。你怎么衡量这些东西？”

戈特利布和卡罗，两个鲍勃有一种古怪的编辑和作家之间的关系。他们互相敬仰，同时又争论不休，两者的程度不相上下。比方说，关于戈特利布从《权力掮客》里砍掉了多少字数，他们还在争个没完，或者说是假装如此。这个数字达到了35万，相当于两三本普通容量的书籍，而且卡罗仍然为其中几乎每一个字感到遗憾。有一天，他悲伤地对我说：“《权力掮客》里有些内容本不该被删减。”他给我看他私人的版本，书页卷边、书脊弯折，处处勾画重点，字里行间写满订正的内容。卡罗有点儿像巴尔扎克，会不停地折腾自己的著作，出版了也不消停。

关于约翰逊传记计划的由头，戈特利布和卡罗的解释也有微小的差别。根据原来的合同，写完摩西之后，卡罗应该为纽约前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Guardia)立传。戈特利布说，1974年，卡罗来谈这一计划的时候，他告诉卡罗：“写拉瓜迪亚会是个错误。三四十年代，我们家曾有两个上帝：罗斯福和拉瓜迪亚。但拉瓜迪亚是个死胡同，一个异类。他前无师承，后无来者。我认为你应该写林登·约翰逊。”说到这里，他转向我，摇着头，接着说：“你得明白，我对林登·约翰逊一无所知、毫无兴趣，从未想到过他，但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鲍勃应该为他立传。那是一个无法解释的伟大时刻，因为它来得莫名其妙。”

卡罗却说，他那时已经决定，下个书写对象应该是不久前去世的约翰逊，部分原因在于他不想再写跟纽约相关的主题，不过他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戈特利布讲出来。“我总是觉得，只坐在那儿，不说出来‘那正是我想做的事’，就能大大增加预付稿酬的数目。”他告诉我。

戈特利布和卡罗争论的话题不光是书稿的长度，还包括文字，甚至是标点。“你知道那句让人抓狂的老话吗？怎么说来着，‘他问题的特性就在于他特性的问题’？”戈特利布问我。“鲍勃真的就是那种人。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无比可靠的研究天才，原因就是他对所有的事情一视同仁。对他来说，最微小的东西和最宏大的东西一样关系重大。一个分号的重要性，我随便说说，与约翰逊是否为同性恋不相上下。不幸的是，涉及到语言的话，我也有同样的倾向，这样我们就会为分号干上一仗。分号对我的重要性与谁给什么法律投了赞成票一样。”

他们之间最大冲突的起因是约翰逊传记的第二卷《升迁之道》。本卷的主要内容是1948年约翰逊骗取胜利的参议院选举。戈特利布对地方政治的细节很感兴趣，鼓励卡罗详细地描述此事。但是，和一些书评人一样，他反对卡罗对约翰逊的竞选对手、得克萨斯州前州长科克·史蒂文森(Coke Stevenson)进行几近英雄化的描绘。“我们争得几乎要厮打在一起了，我实在是不能赞同他将科克·史蒂文森理想化。”戈特利布说。“我们都恨不得杀了对方。”

戈特利布说，最新这一卷的编辑工作远比前几卷顺利。他解释道：“我们都表现更好了，而且真的挺愉快的，也许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享受这一过程。他会说，‘我知道，这些你都不想要，’然后我会说，‘你还知道啊，真是挺有趣的！’我想我们都有所改进，达到了各自的改进限度。”他笑起来，接着补充道：“这些都是怎么发生的？你只是带着一切都很值得的信念开始，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过了五百年，而你正在给第43卷做注释呢。”

对权力的领悟

“从来都不是计划使然，” 解释自己如何成为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的时候，卡罗对我说。“只有一连串的错误。”卡罗出生于1935年10月，成长于94街的中央公园西路。他的父亲是位商人，说意第绪语和英语，但两种都不常说。他说，父亲“很沉默寡言”，在他12岁的时候，患病多年的母亲离开了人世，父亲便更加寡言。他说：“这个家有点儿怪，怪就怪在我不想在里头待太久。”他补充道，尽管他一直喜爱自己的弟弟迈克尔(Michael)，但是他们之间没有多数兄弟之间的深厚感情。迈克尔是一个地产经理人，现在已经退了休。少时的卡罗将尽可能多的时间花费在霍勒斯·曼学校(去该校上学是他母亲的遗愿)，或者带一本书坐在中央公园的长凳上。他那时就一直在写作，而且写得洋洋洒洒。他六年级作文的长度使其他同学相形见绌。他在普林斯顿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海明威的存在主义，长度惊人。后来他得知，该校的英文系随后颁布了一条规定，限制本科论文的页数。

卡罗说，他因为普林斯顿的派对而选择了该校，如今他认为这是个错误，应该去哈佛的。五十年代中期，普林斯顿对犹太人不甚友好，尽管卡罗说他个人并没有遭受反犹主义的折磨，但他见证了很多其他学生的不幸遭遇。“我看待这件事的方式是，我并不是待在普林斯顿，”他说道：“而是待在报纸和文学杂志里。”他在《普林斯顿人日报》(The Daily Princetonian)开了个名为“常青藤杂谈” (Ivy Inklings)的体育专栏，并且最终成为该报的执行主编。（卡罗退出之前，该报的主编是小雷蒙德·沃尔特·阿普尔(R. W. Apple Jr.)，此人后来成为《纽约时报》的传奇记者。）他也写短篇故事，不过篇幅并不短。其中一篇讲的是一个男孩使他的女友怀了孕，刊登在幽默与文学杂志《普林斯顿之虎》(The Princeton Tiger)上，几乎塞满了整期杂志。

也是在普林斯顿，卡罗遇见了未来的妻子艾娜，她还会成为他唯一信任的助手和研究员。那时她年方二八，是来自临近的托伦顿市的中学生，正参加一个希勒尔（译者注，Hillel是一个世界性的犹太人校园组织）联谊会的四人约会活动。从彼时的照片来看，卡罗非常英俊，房间另一头的艾娜看到了他，并对她最好的朋友说：“我要嫁的人就是他。”三年后，她不顾父母的反对从大学退学，如愿以偿地嫁给了卡罗。尽管她后来完成了学位，还得到了另一个学位（中世纪欧洲史），自己也写了几本书，但是按照今天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她仍然算是将自己的生活奉献给了卡罗。创作《权力掮客》期间，卡罗耗尽家财，对完成本书几近绝望。艾娜便将他们长岛郊外的房子卖掉，带着全家（他们育有一子，现在从事信息技术产业）搬到布朗克斯的一间公寓，还找了份教师的工作，来支撑卡罗坚持下去。

“当时很艰难，非常地艰难，”卡罗回忆道。

“我一直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保障鲍勃的写作。像房子和钱财这样的事，对我从来都没有多大意义，我想它们对我家的狗更重要。”某天早上，在卡罗夫妇位于纽约上西区的宽大公寓里，艾娜这样告诉我，并补充说：“不过我从没料到，传记会是他全部的写作范畴。我一直想让他写本小说的。”她接着说，即便是现在，她也难以接受：约翰逊传记很可能就是他们夫妇俩一生的杰作。“你从不会想到死亡，”她说：“总觉得还有时间。”

为了结婚，卡罗需要找份工作。《纽约时报》提供了一个当送稿勤杂工的机会，他现在回忆起来，薪资“大概是每周37.50美元。”《新不伦瑞克每日家政新闻暨周日时报》(The New Brunswick Daily Home News and Sunday Times)提供了一份记者的工作，周薪52美元，卡罗就去了。这又是一个错误，唯一的好处是让他早早地上了一堂权力政治课。该报的政治主笔在选举期间暂时离开，为米德尔塞克斯县的民主党工作。他生病的时候，卡罗顶替上去。他为一位党内高层撰写演讲词，并进行公关工作。选举日那天，卡罗随从此人坐车巡视各投票点，期间遇到警察正把一些黑人赶进一辆巡逻车。“一位警察解释道，这些黑人监票员一直在惹麻烦，不过他们已经控制住了局面，”卡罗回忆说：“我现在都还在思考此事。倒不是警察的粗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是那些政治人物对此事的—— ‘顺从’并不是精确的字眼——‘坦然接受’。当时我只想跳出那辆车，他一停车我就跳了。他再也没给我打过电话，肯定是知道我的感受。”

六十年代早期，卡罗对权力有了进一步的领悟。当时他已跳槽到《纽约每日新闻》(Newsday)，并在那里发现，自己有做调查性报道的本事。他奉命去报道罗伯特·摩西的一个桥梁计划，该桥从纽约州的拉伊市延伸到奥伊斯特贝镇，横跨长岛湾。“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主意，”他告诉我说：“他们必须修建十分巨大的桥墩，肯定会搅乱潮汐。”卡罗写了一系列报道来揭露该计划的愚蠢性，貌似已经说服了包括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在内的所有人。但是，他回忆道，之后他接到了一位朋友从州府奥尔巴尼打来的电话，“鲍勃，我觉得你应该来一趟”。卡罗说：“我赶到那里，赶上州众议院正在投票，决定是否授权启动桥梁计划的一些初步措施。该动议获得通过，票数大概是138对4。那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我坐上车开回长岛的家，一直在想：‘你做的每件事都很荒谬。你相信民主制度的权力来源于投票箱，一直抱着这样的信念写作。但是那个人，从来没有当选任何职位，却拥有足够的权力来将整个州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你还一丁点儿都不明白他的权力是怎么来的。’”

同样的教训在1965年再次降临。当时卡罗获得了尼曼奖学金(Nieman fellowship)去哈佛深造，上了一门关于土地利用和城市规划的课程。“有一天，他们谈到高速公路以及如何选址，”他回忆说：“有一些数学公式，计算交通密度、人口密度等等，然后我突然对自己说：‘这完全是错误的。高速公路不是这样建成的。它们在那儿是因为罗伯特·摩西就想要把它们建在那儿。如果你不去追查罗伯特·摩西的权力来源，并向人们解释清楚，那么你做的其他事情都将是有悖良心的。’”

卡罗对权力的痴迷从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作品的性质。首先，权力占据了他著作中大部分的篇幅和内容。卡罗认为自己的书并不是普通的传记，而是一些研究论文，主题是政治权力的运行，以及它对当权者和无权者的影响。权力，或是卡罗理解的权力，也构成他的人物和结构概念的基础。在《权力掮客》中，权力是贪得无厌的摩西需要逐步加大剂量的春药，一步步将他从一个理想主义者改造成一个无情的恶魔：他强行拆除社区、废弃道路、抹平桥梁，只是为了摧毁，不为别的目的。通读约翰逊传记，可以发现卡罗所说的“黑暗和光明两条线索”：前者是约翰逊对权力赤裸无情的渴求——“不是用来改善他人生活，而是操纵和控制他人，迫使他人屈从自己的意愿”；后者是他满怀同情地对权力的使用。如果说卡罗笔下的摩西是位歌剧风格的人物，一位使城市风貌发生剧变的浮士德，那么他写的约翰逊则是莎士比亚式的：理查三世、李尔王、伊阿古和卡西奥的集合体。 看到卡罗笔下约翰逊在大学里的恶劣行径，钻营谋取、敲诈同学、对教职工溜须拍马，或是约翰逊丑化科克·史蒂文森的无耻选战，你能真切地感受到卡罗强烈的厌恶。但是在下一卷书中，写到约翰逊拥护民权立法时，他似乎又对自己的传主产生了毫无保留的好感。

从很多方面来说，卡罗对人物的概念是浪漫化和理想化的，而推动情节发展的则是失望和正义感，这样的感觉几乎类同于一个遭到背叛的情人。如果说他的写法有什么不好，就在于每个人的生活，甚至你和我，用上卡罗式的细节描写，都能拥有史诗般的浪漫情调。区别仅在于，我们生活展现的是无权的史诗；但两者使用的语言则很可能完全相同。卡罗的风格大胆而恢弘——他的批评者会说，有时还太浮夸。这种风格一部分来源于老派的历史学家，比如吉本(Gibbon)和麦考利(Macaulay)，甚至是荷马(Homer)和弥尔顿(Milton)，另一部分则来自强有力的新闻写作。卡罗喜爱编制宏大的名录（《权力掮客》的开头有一个长长的单子，列出了诸多高速公路的名字。假使希腊和特洛伊人懂得如何驾驶的话，这个单子放进《伊利亚德》也不会显得不伦不类），使用循环押韵的长句，有时还会接上一个起强调作用的单句段落。为达到戏剧性效果，他不惜重复主题和形象。

这种风格并不能完美地融入《纽约客》朴实无华、段落简短的风格，特别是在1974年的时候，该杂志被广告淹没，连塞下所有的专栏都有困难。如此景况下，他们居然分四期连载了长长的《权力掮客》节选。当时我在《纽约客》担任校对，办公室在威廉·惠特沃思(William Whitworth)的对面，他负责编辑这些节选。我记得他像个出使巴尔干半岛的外交官，忧心忡忡地在杂志主编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和卡罗的办公室之间来回奔波。诗歌编辑霍华德·莫斯(Howard Moss)外出消夏，卡罗就借用了他的办公室。卡罗抱怨说，《纽约客》破坏了他的文字，这点他没说错。不同于惯常的做法，即仅从书稿中截取一些章节，惠特沃思试图将整本书缩编出来，这样就必须将大段的文字进行压缩，把某个段落的开头嫁接到另一段落的结尾，中间省去数页。“他们把我的风格柔化了，”卡罗说。另一方面，肖恩则保持了杂志的高水准：《纽约客》坚持使用那种有点小题大做的标点格式；不认可太冗长或者太拐弯抹角的段落；不认可重复啰嗦；特别不认可单句的段落。当时的局面，如果用强烈的卡罗风格来描述的话，大概会是这样：

“在编辑的世界里，威廉·肖恩拥有无上的权力。他安静地、轻柔地挥舞权杖，几乎悄无声息，但他确实是在挥舞。他的员工私底下叫他“铁老鼠”(Iron Mouse)，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作家们来说，肖恩那张长长的木桌像是一间神殿、一座圣坛，划过明亮光鲜桌面的那些清样——一页又一页的清样，一堆堆的清样，一捆捆一扎扎的清样，事实核对人员、律师、文法专家的清样，带有鸡爪痕刺绣般轻微痕迹以及粗犷红色铅笔标记的清样——让作家们看到了某种魔力，某种点石成金的能力，它能剔除庸凡文字的杂质，让它们焕发出一种不可言喻、引人入胜的光彩，源自正宗《纽约客》风格的光彩。”

“但是，那种风格并不适合所有人。”

“尤其不适合罗伯特·卡罗。”

双方的拉锯十分激烈，致使第二部分节选和第三部分间隔了一周之久，这在当时是难以想像的。双方都毫不示弱，剩下的两部分节选眼看就要流产了。杂志社的每个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事实证明，卡罗和肖恩一样地固执。他那时是个38岁的无名之辈，没有在报纸之外的地方发表过任何作品。而且，他还破了产，根本没资格拒绝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收入。但是在《纽约客》的众多撰稿人中，当时只有他敢于像抄写员巴特尔比（译者注，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同名短篇小说“Bartleby the Scrivener”的主角）一样，将无权无势的地位转变成坚守原则的一种方式。

如今卡罗说，肖恩同意了将他最为在意的部分恢复原状。尽管如此，《纽约客》的版本还是与原版不同，而且改变了卡罗的标点和一些段落结构。《纽约客》的连载版本是一个可读性很强的修订本——没有牺牲掉原文的核心信息，比起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的单行本来说，对集中注意力的要求更宽松——但是，无论好坏，它并不像原版那么嘹亮有力。

惠特沃思并未因此感到后怕，1980年他成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编辑之后，还曾刊登了约翰逊传记第一卷的节选。

他既像普鲁斯特，又像汽车配件商

卡罗的写作周期如此长，倒不是因为写作本身，而是因为反复改写。大学时代的他写得轻快而流畅，打字飞快.他的老师、评论家理查德·布莱克默(R. P. Blackmur)曾说，他得学会“改掉用指头思考的毛病”，否则将一事无成。现在，卡罗确实在尝试放慢自己的节奏。手写完第四稿或者第五稿之后，他才开始打字，不是用电脑，而是用一台老式的Smith Corona牌Electra 210型打字机。然后他再在打字稿上修改。12月上旬我去拜访的时候，他正在订正《权力通道》的清样。他改清样的方式和普鲁斯特(Proust)一样：划去一些内容、在行间写字、粘上补充的稿纸。

对于研究工作，卡罗也是同样痴迷。戈特利布喜欢拿《权力掮客》当中相当靠前的一个段落来说事，其中写到摩西的父母为贫穷的城市儿童创建了户外慈善项目“麦迪逊野营”(Camp Madison)，某天早上，们待在营地的小屋，拿起《纽约时报》，读到儿子因为在土地交易中的不当行为被罚款2万2千美元。“噢，他一生都没自己挣过一分钱，现在我们得帮他掏钱应付这个。”贝拉·摩西(Bella Moses)说。

“你怎么知道这个的？”戈特利布曾问卡罗。卡罗说，他设法跟所有曾在“麦迪逊野营”工作过的社工交谈，在此过程中，他找到了一位曾经给摩西夫妇送报纸的人。“这就好比我问他，‘你怎么知道外面正在下雨？’” 戈特利布告诉我，并且补充说：“《权力掮客》面世时，其他作家都大吃一惊。谁也没见过这种著作。这可不是什么铭刻勤奋的丰碑，因为勤奋的人多的是，它铭刻的是其他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该管这种东西叫什么。”

卡罗曾经钻进睡袋，独自在得克萨斯丘陵地带(Texas Hill Country)度过数夜，目的是理解孤绝乡野的感受。为了写约翰逊传记，他进行了数千次访谈，其中许多次是访问约翰逊的朋友和同时代的人。（前第一夫人克劳迪娅·约翰逊（译者注，原文为Lady Bird，因为约翰逊夫人婴儿时期的绰号为“瓢虫”(ladybird)，其后一生都采用Lady Bird作为正式称呼，意为“伯德夫人”）曾和卡罗谈过几次，然后突然毫无理由地中止。约翰逊的新闻秘书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从未同意接受采访。但是约翰逊的大部分密友都被卡罗记录在案，包括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和约翰逊的最后一任新闻秘书乔治·克里斯蒂安(George Christian)， 后者与卡罗交谈时，实际上已处于弥留之际。）卡罗实实在在地花费了数年时间，泡在位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约翰逊图书馆，不辞劳苦地浏览放置约翰逊文档的红色硬麻布箱。而且一些最能披露真相的档案，是由他首次发掘出来的。“一次又一次，我找到无人知晓的重要之事，”他说:“只要尽力去找，总有些原始材料在那儿。”他还补充道，他试图记住《纽约每日新闻》的执行主编艾伦·哈撒韦(Alan Hathway)曾对自己说过的话。这位性格暴躁的老派报人指出，卡罗是常青藤联盟毕业生中唯一有所作为的人，然后对他说“把该死的每页纸都读了。”

他的橱柜里装满了笔记，笔记打在长长的标准文件夹纸上，常带有他用大写字母写给自己的紧要提示。开始写作之前，他先将相关的文档编目到一起，放入大活页本，活像汽车配件商店柜台后面的那种笔记本。他不用电脑、不用谷歌、不用维基百科。

卡罗的书籍之所以篇幅很长，原因之一是他总是旁征博引，而且总能找到出乎自己预料的东西。开始写第一卷约翰逊传记之前，他设想用几个章节写完其早期生涯，与约翰逊的一些大学同窗谈过之后，他却发现了约翰逊未见记述的一面：撒谎、营私的一面。本卷还包含了一个小传，记述约翰逊在国会的导师、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的生涯。另有一段精彩而动情的部分，描绘电气化给得克萨斯丘陵地带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其中大部分内容基于艾娜的采访。她说，她带着家庭制作的果酱拜访当地妇女，最终赢得她们的信任，因为她和她们一样腼腆、一样紧张。

卡罗料想，1948年的参议院选举将占据一两个章节，放在关于参议院的那一卷里。结果这几乎占了一整本书，变成了第二卷《升迁之道》。为约翰逊辩护的人们曾说，“没人会知道”那次选举的胜利是否为窃取的。但卡罗知道，因为他读到一则美联社的报道，指出选举官及党内亲信路易斯·萨拉斯(Luis Salas)伪造了选举记录，然后就去拜访了萨拉斯，后者给了他一份手写的供词。第三卷《议院大师》以一百页的参议院历史开篇，从卡尔霍恩(Calhoun)和韦伯斯特(Webster)谈起。这样写是因为卡罗觉得，要让人们了解参议院，就得将它放到其宏大的时代背景中。本卷还囊括了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和长期的参议院南方领袖小理查德·拉塞尔(Richard Russell Jr.)的小传。这一卷终结于《1957年民权法案》获得通过之时，叙述翔实，几乎写到了其中的每一票。约翰逊担当总统的最初几周，占据了新一卷《权力通道》的大部分，原本的设想仅是将它作为系列终结卷中的一章。新一卷当中关于肯尼迪家族成员的内容，也比卡罗的预想多得多。比方说，他非常详细地描写了约翰逊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之间的夙怨，以及博比数次造访（译者注，Bobby是Robert的昵称）约翰逊酒店房间的情形，那是1960年洛杉矶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的事情，博比试图说服约翰逊放弃副总统提名。

这套丛书持续膨胀，换句话说，它不断发展出次要情节和戏中戏，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卡罗自身的发现过程。眼下他正在展望第五卷和越南战争。第四卷记述了约翰逊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展现的鹰派急躁情绪，预示了越南的泥潭。某日我去拜访的时候，卡罗拿出一厚叠他写好的笔记，包括书稿，内容是约翰逊与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厄尔·惠勒( Earle Wheeler)和沃尔特·罗斯托( Walt Rostow)进行的周二内阁例会，会上经常讨论是否要将战争升级的问题。“看看这个东西，”卡罗对我说：“不可思议呀！”

卡罗告诉我，他对约翰逊的兴趣空前高涨，并且补充说：“这不是喜不喜欢他的问题。我是在试图解释，20世纪后半叶，政治权力如何在美国运行。刚好又赶上了这么一个人，他理解权力和运用权力的方式无人能及。为了得到权力，他表现得十分冷酷，连我这个自以为懂得何谓冷酷的人都禁不住感到吃惊。可是，谈及帮助穷人和有色人种的毕生抱负时，他也是认真的。于是你发现，他是在用这种冷酷和野蛮来达到美好的目的。他的性格改变过吗？没有。我对约翰逊的感情很复杂吗？一直都是复杂的。”

卡罗书桌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块软木公告板，他将写在标准贴纸簿上的《林登·约翰逊时代》提纲钉在上面。这不是那种带有缩格、序列标题和副标题的传统提纲，而是一个用句子、段落和注释构成的迷宫，只有他自己才懂。如今，顶行的一部分已经消失：空白部分原本放的那些页，现在已构成第四卷书的内容。但还有好几行的东西有待取下。另有13页纸仍无处安放，除非从墙上拿下更多的纸张。《林登·约翰逊时代》的结语已经写好，就在这13页纸当中的某个地方。无论最后写了几卷，就用这句话结束。我不止一次地请求过卡罗，但是他不肯告诉我这句话究竟是什么。

卡罗并不缺乏结束约翰逊传记之后的下一步计划，而且他已经选好了主题，尽管他不会说出来。他还跟我说过，阿尔·史密斯(Al Smith)传记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写作主题，此人是前纽约州州长和1928年的总统候选人。但是，同样可能的是，从一定程度上说，他并不真想让约翰逊项目结束——也就是说，无意之中，他一直在竭力延续这个项目。因为每当完成作品，将自己的传主封存起来，传记作家自己也会丧失一部分的自我。卡罗是吉本的伟大门生，一定熟知吉本的那段话。1787年，写完《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之后，吉本在他瑞士洛桑的家中写道：“毋庸讳言，因为恢复了自由，也许还因为声名鹊起，我一开始的反应的确是欣然自喜。但我的自豪感迅速消退，一股清醒的忧郁布满了我的心灵，因为我想到，我已永久地离开了一个多年的挚友，除此之外，不管我书写的历史命运如何，历史学家的生命必然是短暂而无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