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不友好的公共空间

文章来自：DEMO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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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英国布里斯托郊区的树，为了防止鸟在树上停留而安装的尖刺

2018年，摄影师Julius-Christian Schreiner发表了一组名为“Silent agents”作品，照片着重展示了一些散落在城市公共空间的细节，比如阻止无家可归的人在建筑墙角睡觉而铺设的石头，防止人们胡乱将自行车锁在街头电线杆而安置在电线杆底部的金属罩，为禁止人们翻越或坐于低矮水泥墙上所安装的金属网等等。

● “Silent agents” by Julius-Christian Schreiner

实施者通过这些设计，让一些特定群体产生不舒适、被束缚、不愉悦的感受，迫使他们无法发生特定的行为或在特定的地点久留，达到“驱逐”或“行为控制”的目的。这些设计细节在公共场所存在已久，数百年前的伦敦街头角落就出现防止醉汉随地大小便的挡板，城堡外墙会竖起金属尖刺驱赶试图靠近的人，可见这些设计细节存在已久，且显然早于“设计”这一词汇诞生的时间，但在21世纪初，才开始有学者、设计师或是艺术家进行系统性的研究，通常将它们被称为“敌对建筑/设计”（Hostile architecture/design）。

● 公共坐椅加扶手可以防止躺睡

● 在公共场所的边沿加金属凸起可以阻止玩滑板

● 地面加钉子可预防夜宿；座椅表面的凹凸和水泥扶手增加了不舒适度，意在不让人久坐

如今，这些“让人不开心”的设计充斥着我们的公共空间：公共长椅为了防止流浪汉躺着睡觉而在中间安装了扶手，在高架桥底下浇灌水泥钉杜绝人们乱停车或夜宿，在街边的花坛或座椅的边沿安装各种形状的凸起物阻止玩滑板，围墙上沿插满的玻璃碎片起到防盗的作用等等，很多类似的设计大多以尖锐、粗糙、冰冷的材质和形态呈现，且功能的表达上直接粗暴，虽然效果显著，却也容易触犯众怒，之前伦敦某高级住宅就因为在大门口的墙角安置了金属钉以防止流浪汉夜宿而引起公愤。

● 在厕所打蓝光可以预防毒品注射因为蓝光下很难找到静脉

同时一些相对收敛温和的干预就显得不那么具有冒犯感，最经典的案例就是连锁快餐店里那些不太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座椅，它们的潜在功能是通过不舒适迫使顾客尽快吃完离开，这就具备了“敌对设计”属性，却同时不易被使用者察觉和反感。另外，在诸如车站、广场等人流较多的地方时常会播放古典乐，能够有效减少过多的青少年聚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古典乐的氛围“过于不酷”，有些地方当权者甚至会用通过打粉色光（照在脸上容易凸显痤疮）或播放只有青少年才能听到的低频噪音来进行驱散。这些“敌对建筑/设计”通过间接的方式对特定人群进行行为控制，可说是通过刺激人的下意识反应和行为达到效果。

当下无论是公众还是媒体，对“敌对建筑/设计”的态度近乎于一边倒式的批判，一方面，这些设计扰乱了公共空间的自由开放和随机变化的属性，且被很多人诟病为治标不治本（驱逐相当于将特定族群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本质上并无区别），另一方面，它们建立了特定族群与普罗大众的对立面，而这些特定族群往往是流浪者、拾荒者等弱势群体，容易引起媒体的关注和大众怜悯。可以说，在主流价值观层面，敌对建筑/设计早已不是一个设计问题，而是政治、道德伦理、人权和社会系统等错综复杂交织的问题。

● 防止人们在墙角小便的挡板；防止胡乱粘贴小广告而故意把表面处理得很粗糙的电线杆

但若是站在一个相对中立的的角度去看待这些敌对建筑/设计，以纯粹设计的切入点去剖析，似乎也可以得出一些值得思考的论题。

回到最初Julius-Christian Schreiner的摄影项目，它的名字叫做“Silent agents”（沉默的代理人），可以说是对敌对建筑/设计极为准确的描述。一方面这些设计代表实施者/当权者/受益者去行使公共空间的控制，它们不仅仅具有诸如CCTV或圆形监狱那般的警示作用，更具有所谓的“执法”功能。另一方面，它们建立起与被干预的特定群体的交流，当然这种交流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两者间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典型将设计标的物拟人化的过程。

其次，它牵涉到设计的功能化传达方式的探讨，譬如如何让设计介入敏感的社会和政治议题。之前提到的过于简单粗暴的敌对设计毫无疑问在表达功能的方式上直面刺激了特定群体的痛点从而让效果适得其反。

● Camden Bench

而那些将功能进行隐藏和包装的设计则更显得“上得了台面”，我们不妨称其为一种”伪装“。这种“伪装”也许可以用来自户外家具制造公司Factory Furniture”为数个欧美国家设计制造的“Camden”椅来阐释。单纯从形态来看，它只是一个具有不同倾斜和凹凸面的水泥凳，它没有向外界传递出除了“坐”之外的任何功能信息。设计公司声称它具有四十多种“敌对”功能，其中主要包括：向两边倾斜的凳面无法在其上平躺；倾斜的角度经过精密的实验和计算；完全不适合滑板爱好者滑行；脚下向内凹陷的弧度可放置私人物品且不易被窃贼偷走；凳子表面没有任何遮挡物，能有有效阻止毒品交易；凳子的材质冬冷夏热，公众不会久坐......毫无疑问这是一件非常“不友好”的公共设施，但若是不使用它，人们无法直观地从视觉层面判断它的各种敌对功能，这也可能是一种成功的“伪装”。

说到这儿，其实并不是要为”敌对建筑/设计”造成的社会效应进行支持或者是批判，而是希望能够去关注设计角色和表达的一些另外的可能性，毕竟这与我们惯常谈论的“设计让生活更美好”或者“为人的设计”不在同一个层面。设计的社会效应，设计功能的表达方式，设计功能的多面性（如敌对建筑/设计之于实施者、普众和目标群体的效果都是不同的）应该放在更多不同的语境下讨论。

而每当讨论到公共空间与人的互相关系，我们常常会陷入Jane Jacobs和Newman两个不同体系的困顿中，简单来说，似乎又回到了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误解中。有趣的是，当一部分“有识之士”在积极倡导公共空间中人类活动的自由平等和多样性的时候，一位名叫Fredrik Edin在一本名为“Exclusionary Design”的书中悄悄告诉大家，对不起，在消费社会，消费能力决定了你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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