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失恐惧症(Fear of Missing Out, FOMO)是一种常见的焦虑情绪,指个体担心自己错过他人正在经历的、可能提升生活质量的有价值经历、信息或机会,总是“害怕错过”。这种心理往往源于社会比较、信息过载以及即时满足文化的交织,在社交媒体和算法驱动的数字生态中被显著放大,导致人们不断刷屏、追逐潮流,以避免被“排除在外”的遗憾感。
FOMO一词的流行更得益于哈佛商学院学生Patrick J. McGinnis,他在2004年在学生报纸《The Harbus》的一篇专栏中正式创造了这个术语,并将其与“Fear of a Better Option”(FOBO,害怕错过更好的选择)并列,描述MBA生活中对社交和机会的追逐。
新加坡人经常在拥挤的美食广场里用纸巾等个人物品占位,然后再点餐。
在美国人定义FOMO之前,新加坡人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版本,叫做“Kiasu”(驚輸),源于闽南语,字面意思是害怕错失良机;融入社会的意识和行为则集中体现为“怕输”,强调一个人执着地想要超越他人(爱拼才会赢嘛),就常见各种竞争、吝啬或自私的行为。Los Angeles Times常驻新加坡的香港籍记者David Pierson更有惊人的观察:新加坡的“怕输”文化让“害怕错过”看起来像小孩子的游戏。
而在更早之前,捕捉到“害怕错过”本质的类似表达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与邻居攀比)就流行于英语世界,它源自Arthur Momand于1913年创作的同名漫画《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将邻居理想化为财富与地位的标杆,激发炫耀性消费和社会竞争。如果自家不能“与邻居攀比”,则被视为处于社会经济或文化上的劣势。
虽然到现在基本可以证实,人工智能将快速、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但为什么“95% 试图推动收入快速增长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试点项目均以失败告终”?麻省理工学院NANDA计划发布的新报告《The GenAI Divide: State of AI in Business 2025》指出,核心问题在于工具和组织之间的“学习差距”——企业工具未从流程中迭代,预算偏向营销而非后台自动化。山巅周刊第281期:商业人工智能的鸿沟
创业者们更容易陷入FOMO,为成为“下一个独角兽”而梭哈AI,而忽略了专注于自己能做的事情。
人物:道格拉斯林格
道格拉斯林格(Douglas H. Ring)是AT&T时代贝尔实验室的一名工程师,据说他发明了手机。
1947年,贝尔实验室刚发明晶体管,无线通信产业正从军用到民用转型。默默工作在新泽西贝尔实验室的骨干工程师林格提交了一份内部备忘录,提议由AT&T公司开发蜂窝电话系统,标题为 “Mobile Telephony, Wide Area Coverage”(移动电话,广域覆盖)。
在内容仅8页的备忘录中,林格勾勒出现代蜂窝网络的蓝图,他当时设想的同样是车载电话,但优于MTS,“一个完善的移动无线电系统应能为全国任何地点任何配备该系统的车辆提供服务”,灵感源于二战后汽车保有量的激增和无线电技术的瓶颈。技术备忘录在贝尔实验室堆积如山,林格也没有提出更详细的解决方案;而且,这个概念还是同事W. Rae Young提出来的——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干扰并使用最少的频率,最佳的总体布局是六边形布局,其中每个基站都被六个等距的基站包围——林格却是第一个将该系统的设想付诸笔端并加以阐述的人。实际上,实现他构想的技术当时都不存在,比如晶体管放大器和集成电路。
摩托罗拉的工程师Martin Cooper被公认为第一部手持手机的发明者,1973年他用DynaTAC演示了移动通话,正是基于林格林及其贝尔实验室团队开发的蜂窝技术。在摩托罗拉研发蜂窝电话的同时,FCC批准蜂窝频谱分配,直接引用类似林格的构想,推动贝尔实验室于1968年至1983年间开发出一套名为高级移动电话系统(Advanced Mobile Phone System,AMPS)的系统,该系统成为美国首个蜂窝网络标准,于1983年在美洲正式推出。
2013 年 5 月 22 日的《纽约时报》周日版中,刊登了一个名为 “Forgotten Heroes”(被遗忘的英雄)的读者投稿专题,邀请读者讲述那些对社会产生过影响却被历史遗忘的人物的故事。林格的女儿 Catherine Ring Saliba 的投稿标题为 “Douglas H. Ring, died in 2000”,开篇直击主题:“我的父亲对社会的影响远不止“在社会结构上留下了一道皱纹”。他改变了社会结构的整个格局,绝对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默默无闻的英雄。他是手机的发明者。”Saliba还提供了林格的照片(见人物题图),非常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