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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馏（Distillation）本质上是一种分离和提纯的过程，水汽受热上升再冷凝，提取出高纯度的精华，充满画面感。

现代计算机科学中，蒸馏被巧妙地隐喻化，形成了 “知识蒸馏”（Knowledge Distillation） 这一概念，指的是将一个庞大、复杂、参数量巨大的“教师模型”（Teacher Model）中所蕴含的知识、逻辑或行为模式，提取并“浓缩”转移到一个更小、更轻量、运行更快的“学生模型”（Student Model）中。

蒸馏争议

在每一个技术垄断周期，都重演一遍开放市场与技术壁垒的经典博弈。强势主体必然要建立技术壁垒，除了成本和利润的传统商业逻辑，还有目前最主流的安全化叙事；弱势主体则将开放市场作为唯一的生存与追赶策略，希望以极低的成本获取顶级的服务，并往往占据道德高地，将封闭指责为“技术霸权”、“阻碍人类进步”或“阻碍民主化”。

扎克伯格在《开源人工智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中明确表达了对大模型蒸馏的积极、开放与支持的态度。

在最新的《未来属于每个人》一文中，扎克伯格论述确保美国在开源AI领域的领导地位时提出，模型能够向其他模型学习，是开源生态系统运作的重要原则。所有人工智能模型都源于人类知识。有些人试图将蒸馏描绘成有害的行为，但我认为，保护 ‘你可以从任何你能观察到的事物中学习’ 这一原则至关重要。这就是世界运作的方式，如果我们在这方面限制自己，美国将无法保持领先。

作为社交时代的霸主，Meta 在生成式 AI 时期掉队。主动拥抱开放（开源和模型蒸馏），是极具讽刺意味的角色反转。

对蒸馏持谨慎与反对者，包括 OpenAI、Anthropic 在内的头部 AI 实验室，明确将未经授权的模型蒸馏定义为违约行为，甚至定性升级为安全攻击。但他们仍旧未能有效封杀蒸馏者，其数据资产已被外部实体通过工业规模的蒸馏轻易提取。社交及各大新闻媒体等内容平台，明确禁止 AI 训练和数据提取，但它们除了要求授权费，并没有确切办法屏蔽蒸馏访问。当一种技术能够以极低的边际成本实现降维打击时，传统机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

由于开放市场提倡蒸馏，争议更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技术博弈。这种抵抗加速了“主权 AI”的建设，防止核心认知能力和数据资产被外部实体通过蒸馏轻易提取。主权 AI是具有攻击性和生存导向的硬核防御机制，强势主体用自己的诉求、叙事与生存逻辑实现主权割据的同时，必然开成数据孤岛。

蒸馏泛化及本质

蒸馏还进一步泛化。从App提取UI/UX、从API爬取数据、从个人资料总结风格，我们都可以称为蒸馏。深度观察，我们发现这些蒸馏泛化的三重本质。

认知层面：AI 正在复刻人类的学习本质

人类的学习本质是通过阅读、观察和体验提取出底层的逻辑、风格和模式。AI 执行与人类相同的认知过程，但速度和规模超出了人类传统的道德直觉，就如“抄袭”。

产权层面：从“保护表达”到“提取模式”

传统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具体的表达（如一段代码、一篇文章），但不保护抽象的思想（以及风格或者模式）。AI 的蒸馏恰恰绕过了具体的表达，直接提取了最有价值却不被法律保护的部分。传统知识产权是瞬间崩溃的。

话语层面：技术中性词汇洗白了权力不对称

蒸馏听起来像是一个纯净、高效、中性的物理过程。但当科技巨头或开发者使用这个词来描述“抓取他人数据训练自家模型”时，它在某种程度上美化了“数据剥削”或“搭便车”的行为，将复杂的伦理和利益分配问题简化为了一个纯粹的技术优化问题。

没有蒸馏契约

享受利好也好，担忧冲击也罢，蒸馏行为已经被迅速规模化，并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强制接受”的既成局面。我们将看到，相互蒸馏、多代蒸馏后，同质化和偏见将被悄无声息地放大并固化到整个社会的数字基础设施中。

这一不可逆的趋势，已经不是理论家用温和的利益分配方案和传统的道德呼吁可以来规范的，也不是用反蒸馏、反爬虫、滞后的司法诉讼能够抵抗的。理论规范无力、技术抵抗无法，除了又一次创新的技术革命。

因为世界基本的逻辑和伦理发生变化了，变得任性、偏执、疯狂甚至暴虐（山巅周刊第196期：任性的时代）。

人物：卡塔林·考里科

卡塔林·考里科（Katalin Karikó）是‌ 202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匈牙利裔美国生物化学家，因在‌mRNA 技术领域的突破性研究而闻名，该技术是新冠 mRNA 疫苗开发的核心基础 。她长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后加入 BioNTech 公司，被誉为“研发新冠肺炎疫苗的英雄之一”。‌‌

考里科 1955 年出生于匈牙利小镇，家里没有自来水、冰箱和电视，父亲是一名屠夫，曾因参与反政府起义而受到惩罚。可能是从小观察父亲屠宰牲畜时的生物内部结构，埋下了对生命科学的好奇种子，她在小学时期科学成绩优异，曾在匈牙利生物竞赛中获得第三名，并在八年级时就取得了全国化学和生物学竞赛的顶尖成绩。

在物资匮乏的战后匈牙利，考里科成功考入匈牙利顶尖学府塞格德大学，1982 年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并在国立生物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

1985年，她的实验室失去了经费，考里科开始在其他国家的机构寻找工作。历史悠久的美国天普大学向她提供研究职位后，考里科带着丈夫和两岁的女儿离开匈牙利前往美国。她随身带着女儿的泰迪熊，里面装着他们卖掉汽车并在黑市兑换的900 英镑。

在天普大学，她试验使用双链RNA （dsRNA）治疗艾滋病、血液病和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

1989年，她受聘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合作研究信使RNA（mRNA）。但就像dsRNA一样，许多研究人员、生物技术公司和制药公司对mRNA潜力持怀疑态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学术界普遍认为 mRNA 极不稳定、易降解且会引发剧烈免疫反应，因而将其视为无临床价值的死胡同。

考里科多次申请科研经费被拒，不仅没有晋升为正教授，还被取消终身教职资格。这一次，考里科没有离开，她选择留下来继续从事mRNA研究。

1997年，考里科结识了刚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的免疫学教授德鲁·韦斯曼（Drew Weissman）。韦斯曼的免疫学专长与考里科的生物化学专长相结合，取得了显著成效。很长一段时间里，mRNA治疗应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体内应用会导致炎症反应。考里科与韦斯曼发现，通过修饰 mRNA 中的核苷，可以显著降低 mRNA 引发的人体免疫反应，同时提高蛋白质表达效率。

考里科和韦斯曼

考里科和韦斯曼的关键发现被《自然》和《科学》杂志拒稿了。

2013年初，考里科听说了Moderna与阿斯利康达成 的2.4亿美元协议，共同开发血管内皮生长因子mRNA，她意识到自己在大学没有机会运用她在mRNA方面的经验，于是她加入了BioNTech制药公司。BioNTech只是一家远在德国的名不见经传的初创公司。

考里科的研究为BioNTech和Moderna开发不诱导免疫反应的治疗性 mRNA奠定了基础。2020 年，考里科和韦斯曼的技术被用于BioNTech 及其合作伙伴辉瑞以及 Moderna 生产的COVID-19疫苗中。

2022年，Pfizer-BioNTech COVID-19疫苗和Moderna COVID-19疫苗分别以Comirnaty、Spikevax的名称上市。

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考里科和韦斯曼，以表彰他们对mRNA技术发展的贡献。

在获得诺贝尔奖几天后，考里科的自传《Breaking Through: My Life in Science》（突破：我的科学人生）出版。

考里科那个两岁就离乡背井的女儿Susan Francia，先后在2008年北京、2012年伦敦两届奥运会赛艇项目夺得金牌。

居里夫妇在棚屋里手工提炼了镭，成为个人英雄主义与纯粹学术圣殿的绝响。学院派体制承载并孕育这种低成本、高思想密度的突破，但拒绝了考里科的反共识想法及需要的超长培育周期，即使她从失望的匈牙利来到圣殿美国。

现代大学的科研经费高度依赖同行评审，这导致资金倾向于流向“安全的、能稳步出论文的、顺应当前主流热点”的项目。商业资本尤其是风险投资的逻辑与学术基金不同，允许极高的失败率，只要成功的收益足够大，但不可能在没有任何理论萌芽时，去资助一个科学家做 20 年纯粹因好奇心驱使的底层探索。

考里科最终选择了资本杠杆（参考游渡路径更短的德米斯·哈萨比斯），但她在诺贝尔奖颁奖礼演讲和自传中，并没有将焦点放在对过往体制不公的怨怼上，而是深刻提炼了其数十年逆境科研的职业哲学与科学见解。首先便是不要把精力浪费在自己无法控制的外界变量，而是要聚集自己的努力、对实验数据的思考以及下一个假说的验证。这一应对逆境的“心理控制点”哲学，来自内分泌前辈Hans Selye的应激理论，考里科将其作为终身的处事准则。

其次是从未怀疑 mRNA 的潜力。考里科从分子生物学底层逻辑出发，坚信 mRNA 是最完美的指令载体——它无需进入细胞核、没有整合到基因组中的风险，理论上可以指导人体生产任何所需的治疗性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