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巅周刊第233期：世界秩序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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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新规则”系列观察之四：世界秩序的瓦解。

随着1991年冷战结束，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次年迅速出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认为我们即将见证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以及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的普遍化，即福山最著名的“历史终结论”。通俗地说，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民主化浪潮之后，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将在全球取得胜利，“自由民主” 和资本主义将成为主流，是谓“资本阵营”的胜利。

大西洋月刊标题：《世界的解体》（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World，2015）

但历史正在对福山进行报复。显然，中国的实践及其带来的挑战直接影响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理论演变过程。面对争议和批评，老年福山愿意承认一些错误，他表示，在撰写论文时，他可能并没有完全认识到“政治衰败”这一概念：即一旦成为了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也可能会倒退的想法。但他仍保留“历史终结论”不会修正太多，人们不要矫枉过正，以及批评者也要看到，他在原书中是讲过民主的潜在威胁的。

英国政治文化杂志《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2021：社会主义应该回归，福山表示，自由民主制度唯一可能的对手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
2022：更多的历史——将继续发生

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

2018：民主有失败的风险
2020：历史终结时最后的人并不幸福（一场持久战从中国开始，但我们不一定会输）

我们无力讨论更多政治理论，但在“历史终结论”发布30年后，一些对“自由主义”失去信心的人开始探索新规则。

推迟历史的终结（The New Yorker，2018）

一、尤瓦尔·赫拉利

以色列历史学作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今日简史》（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by Yuval Noah Harari，2018）在内容上分为科技颠覆、政治挑战、绝望与希望、真相、生存下去五个部分，就21世纪人类面临的21个重大议题进行了讨论，如就业、自由、平等、文明、战争、教育、意义等。

智人能够成为地球的主人，是因为智人有虚构故事的能力，即在《人类简史》中提出的诸如“国家”、“民族”、“宗教”等我们塑造出来的“想象的现实”。但是在当前这样一个分化的世界，我们对“自由主义”的旧故事已失去信心，对新故事亦远未达成共识，新的变量中起着重要推动作用之一的就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对工作岗位、教育体系、自由和平等有颠覆影响。

作者认为，今日的人类社会面临三大挑战：科技颠覆、生态崩溃和核战争。这些挑战正在或者尚未进行，只能以未来学的方式洞察和预言未来趋势、引导人类社会该如何思考。

从《人类简史》、《未来简史》到《今日简史》，从过去、未来到更广泛的世界局势和公共事务点评，《今日简史》在历史底色和政治成色上添加了技术与人文的品色，意欲洞察和预言未来趋势，满足了公众急切想获知不确定未来的内心渴望，又迎合了那部分人对现实无奈和无力感的情绪宣泄。——上海证券报·书评，杰夫

二、克劳斯·施瓦布

2020 年 7 月，畅销书《第四次工业革命》作者、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出版了《后疫情时代：大重构》（COVID-19: The Great Reset，2020），率先解读后疫情时代热点话题，谏言未来世界发展方向。全书分为三个主要章节，提供了对未来景观的全景概述。

评估大流行将对五个关键的宏观类别产生什么影响：经济、社会、地缘政治、环境和技术因素;
从微观角度考虑对特定行业和公司的影响；
个人层面可能后果的性质。

许多危机是从疫情结束（即后疫情时代）才凸显出来的。

事实上在疫情封闭期间，由于大部分人在家工作，减少了外出和消费，甚至还能获得额外补贴，导致储蓄率上升，以及在电子商务及保健、游戏等领域消费活跃。

但好景不长。后疫情时代，由于对通胀、失业和利率的担忧，消费者信心和情绪骤然降低。

美国折扣零售连锁店必乐透（Big Lots）的重头戏——家具和家居装饰销售——在2021年前后达到顶峰，拥有近1500家商店，股价一路飙升一度超过了72美元。仅仅过去三年，陷入困境的必乐透股价只剩0.5美元。2024年9月9日必乐透表示，该公司正在申请破产，准备被收购。

Big Lots, Inc.png

三、布拉德福德·德龙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史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龙（J. Bradford DeLong）的《蹒跚前行：1870—2010年全球经济史》（Slouching Towards Utopia: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2022）说，工业革命并没有建立起我们的理想社会。作者的观点从原书名就可以直接看出来——向乌托邦蹒跚前行：加长版二十世纪全球经济史。

四、迈克尔·斯宾塞

从全球秩序的角度看，二战以后建立的原有世界秩序正在瓦解，不再适应新形势。完全基于效率最大化和比较优势构建的全球经济如今无法继续运转。全球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各种挑战纷至沓来，增长下滑是显著的一点。via 《长期危机》（Permacrisis: A Plan to Fix a Fractured World by Gordon Brown, Mohamed El-Erian, Michael Spence & Reid Lidow，2023）

作者团队包括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知名投资人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政、学、产跨界融合。

思考新的全球性趋势：

从单极世界走向多极世界；
从新自由主义走向新民族主义；
从超级全球化走向有管理的轻度全球化。

五、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是新兴凯因斯经济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坚定反对新自由主义，2020年4月撰文《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新生》（The End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Rebirth of History，2019）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在很多国家的不受限蔓延带有一种政治深层原因，因为有些领导人无法摆脱选举金主对于经济利益的优先视角而下达遵从科学的政策。文章批判福山，反讽新自由主义给世界带来真正“文明终结”后果，新自由主义并不自由、并不民主、并不科学。

斯蒂格利茨还在2015年1月出刊的美国《名利场》杂志发表的文章中预言“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其《经济学》教科书很受待见，差点就赶上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了，但都体现凯恩斯主义特征。简单地说，凯因斯经济学派从宏观的角度对经济进行分析，主张政府干预，起源于20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古典主义学派从微观的角度对经济进行分析，主张自由市场经济，起源于18世纪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六、Project Syndicate

Project Syndicate发布各种全球主题的评论和分析，撰稿人是来自全球的著名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学者、商界领袖和公民活动家。自2022年，Project Syndicate Quarterly（PS季刊）的标题开始变得急促，接连出现新规则、范式转变、极端时代。

Project Syndicate Quarterly：New Rules

过去十年，全球冲击和更微妙、更缓慢的趋势交织在一起，暴露了二十一世纪进步的脆弱性。我们是否正在目睹一场新的大博弈、冷战2.0，还是仅仅是过去趋势的延续，还有待观察。但已经很明显，国际社会需要制定一些新的基本规则，否则它就不再是一个共同体。

Project Syndicate Quarterly：Paradigm Shifts

全球动荡终结了长期的价格稳定和低利率时代，迫使人们重新考虑许多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战略。旧的正统观念能否被某种真正新颖、更好的观念取代，现在是一个价值万亿美元的问题。

Project Syndicate Quarterly：Age of Extremes

对于民主来说，这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至少对于投票来说是如此。尽管今年将有来自 76 个国家的 40 亿人参加选举，创下历史新高，但民主制度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主要监督机构警告称，全球正出现广泛的“独裁化”趋势。

七、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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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22-23日，为期两天的联合国未来峰会（Summit of the Future 2024）是第79届联大期间备受瞩目的高级别会议，有约13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旨在就和平与安全、发展、新技术和保护子孙后代达成共识。会议通过了描绘世界未来发展蓝图的《未来契约》。

会员国认为：1945 年建立的多边体系需要进行重大升级，以应对当今的全球危机。联合国的缔造者们设计了一个多边体系，使少数大国能够引导世界走向和平并促进自身利益。但这种全球治理并不适合当今世界——战争、流行病、气候变化、贫困、大规模移民和技术灾难都需要有效和包容的国际行动。

典型的例子是，联合国无力阻止甚至减缓苏丹、中非、加沙、乌克兰和其他十几个冲突地区的战争，也未能让世界为COVID-19及下一次大流行做好准备。相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UNRWA）被指参与了2023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UNIFIL）被指在黎巴嫩南部成为真主党的人盾。

人物：弗里达·卡罗

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是一位墨西哥画家，以肖像、自画像和其他受墨西哥元素启发的作品而闻名。

卡罗小时候因小儿麻痹症致残，但受摄影师父母影响，喜欢艺术，曾接受版画家指导，并准备去医学院学习，这样可以从事医学插画家；直到 18 岁在一场交通事故中受伤，在康复期间，她改立志成为一名艺术家，并使用了可以在床上画画的特制画架，画架上方放了一面镜子，画她自己、姐妹和校友的肖像。

20多岁的时候，卡罗新的艺术风格逐渐形成，主要灵感来自墨西哥民间文化，融合了前哥伦布时期和殖民时期天主教信仰的元素。在交通事故中受重伤也成为她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常常在画作中讲述自己慢性疼痛经历。

和地球上的其他文明发源地一样，在与欧洲人首次接触之前，奥尔梅克文明（Olmec）是已知的最古老的美洲文明之一，可追溯到公元前 1400 年。然后在墨西哥大地相继兴起特奥蒂瓦坎文明（Teotihuacan）、托尔特克文明（Toltec）和阿兹特克文明（Aztec）。阿兹特克文明是前哥伦布时期北美洲最大的国家，现代墨西哥文化的大部分内容都源自阿兹特克文明，阿兹特克人的首都墨西哥城，现在是西半球最大的都市区。
而哥伦布的航行得到了西班牙天主教君主的支持，他们希望通过探索新大陆传播基督教信仰。

卡罗的画作经常以根为主题，既反映了个人成长的主题，也反映了被困的影响。《带刺项链和蜂鸟的自画像》（1940年）包括一只黑猫、一只猴子和两只蜻蜓。

年轻卡罗的画作超越了历史界限，她对墨西哥族裔的认同以及对墨西哥文化的浓厚兴趣一直是她一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Frida Kahlo and Diego Rivera in 1932

卡罗的丈夫是著名的墨西哥画家里维拉（Diego Rivera），她主要以里维拉的妻子的身份为人所知。法国超现实主义共同创始人布勒东（André Breton）是里维拉的崇拜者，刚过30岁的卡罗的画作引起了布勒东的兴趣，他安排卡罗在纽约朱利安·利维画廊（Julien Levy Gallery，是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超现实主义者、前卫艺术家和美国摄影师的重要聚集地）举办首次个展，在巴黎又举办了一次，卢浮宫还购买了卡罗的画作《框架》（The Frame），使她成为第一位被收藏的墨西哥艺术家。

The Frame

卡罗的画作在美国、墨西哥开始获得更多的兴趣和赞赏。她成为墨西哥文化神学院的创始成员之一，以及在墨西哥艺术学校La Esmeralda获得教职。健康状况迅速恶化的卡罗努力靠绘画谋生，她躺在床上画静物画，描绘水果和花朵，还带一点政治象征，但她拒绝根据客户的意愿调整自己的风格，生意并不好完成。

卡罗 1952 年在墨西哥家中躺在床上的照片。床篷下方的床柱上有一面镜子，她可以在床上画自画像。

卡罗一直脆弱的健康状况只支持她活到 47 岁，然后她的作品一直鲜为人知。但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卡罗逐渐获得了更多的认可，她的作品在国际上被誉为墨西哥民族和土著传统的象征，更被墨西哥政府作为国家文化遗产，禁止出口；她不仅成为艺术史上公认的人物，还被视为墨西哥裔美国人、女权运动和LGBTQ+群体的偶像，这些少数群体对她的人生故事着迷，视她为不墨守成规的象征。

一个时代对女性自我表达、墨西哥民族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探索，正好契合了卡罗的人生经历和作品风格，艺术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便重新发现了她。特别是不同的族群对原始土著文化、土著文化和欧洲元素混合的民间文化和欧洲殖民文化都有声援或者抵制时，推崇民间文化具有最广大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