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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只会农业和艺术的观感，打开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和重视，但在其1954年出版的15卷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首卷中提出一个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第二个方面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国又成为技术落后的国家，没有继续维持原来的领先。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Ewart Boulding）正式将这个历史问题称为“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同时社会制度上，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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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本是世界的本质；但进入后疫情时代却突然发现，连世界基本的逻辑和伦理都发生变化了，变得任性、偏执、疯狂甚至暴虐。
西班牙画家Francisco de Goya的作品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理性本身就是一场梦
在宏观角度，全球经济、社会、地缘政治、环境和技术发生扭转，国际关系不再仅仅是傲慢与偏见，而是真枪实弹的价值观、规则和权力分配对抗，甚至战争。在微观角度，疫情本身可能导致人们感到焦虑和恐惧，受疫情影响的社会呈现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人们的行为变化，特定组织和个人的处事缺少包容和信任，风格类似国际关系的缩小版，人们对行政和商业的变化感受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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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领导抱有很多期望，认为他们应该具备理解深不可测复杂问题的智力能力、描绘未来愿景并激发每个人热情的想象力、将战略转化为具体计划的运营知识以及人际关系。不幸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这些完美领导的标准（2007 年，麻省理工学院领导力中心创始人黛博拉·安科纳和美国系统科学家彼得·圣吉 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赞扬不完美的领导者》的文章，建议这些领导者要寻找他人并与他人合作来弥补自己的弱点）。
领导者除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鲁莽尝试、偶尔成功的经验总结、以及参加镀金式的商业培训，一些教科书式的领导哲学和技能更值得用以弥补自己的缺点。以下是一些较有感触的领导守则，和大家分享。
